“罰站罰跑”又沒了！11月15日，《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（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見稿）》在省人大常委會官網掛出后，有教師難掩失落。此前草案一審稿寫入“罰站罰跑”，曾被教師們拍手叫好，認為是細化做實教育懲戒權的好征兆。此番被刪，許多老師認為是一種倒退。

客觀地看，對于“罰站罰跑”社會爭議不小。從部門起草條例時提出賦予教師懲戒權，到一審時將“罰站罰跑”寫入懲戒權，再到此次征求意見稿刪去，對于“罰站罰跑”該不該入法，支持與反對的觀點拉鋸十分激烈。此時立法“一刀切”，并不能取得預期效果。選擇留有余地的折中處理，也并非簡單封殺“罰站罰跑”，而是擱置爭議、繼續(xù)審視，以求得更多共識。

在“嚴師出高徒”的傳統(tǒng)教育理念里，社會對教師行使懲戒權有著足夠包容。但隨著學生權利意識的增長，以及教師濫用懲戒權、侵害學生正當權益等極端事件的發(fā)生，社會批評之聲日高，教師懲戒權不僅被限縮，甚至被雪藏起來。但一味封殺懲戒權，讓教師管教軟而無力，其結果是一些“頑童”野蠻生長。受困于體罰侮辱之嫌的束縛，許多老師早已不敢管、不能管、不想管。在這樣的困境之下，社會開始回想起戒尺和教鞭的好，“罰站罰跑”重歸立法視野，可謂是對之前管教“寬松軟”的矯正。

然而，“罰站罰跑”畢竟有歷史包袱，如何穩(wěn)妥用好，需要細細計量。刪除的消息放出后，有聲音認為，與其簡單刪除，不如將規(guī)定寫得更細致可行。但法律是“死”的，社會生活是“活”的。立法過細，既無法包羅所有情形與細節(jié)，也不能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(fā)展的實際。同樣的“罰站罰跑”，因為學生體質和錯誤的不同，可能只是懲戒，也可能滑向體罰。網友曾發(fā)出有趣的“靈魂之問”——如果這都不算懲戒，那么懲戒到底是什么？如果這都不算體罰，那么體罰到底是什么？必須承認，這其中的邊界，很難通過一兩個字數有限的條款，厘得清、說得明。

顯然，正是陷于這樣的“兩難”，對“罰站罰跑”的行為定性，立法者選擇了回避，將懲戒權的界定下放給教育主管部門。退一步，可能海闊天空。很多人認為，“罰站罰跑”是懲戒，還是體罰，全賴于“度”的把控。而對“度”的把握，更有賴于老師的“內心公正”，把懲戒的自由裁量權交給老師，不失為一個更務實可取的辦法。但交給老師并不是萬事大吉。用好教育懲戒權，必須正視教師中普遍存在的集體焦慮和合理關切。解決好他們的“后顧之憂”，才不至于讓懲戒權淪為一種葉公好龍式擺設。

雖然教育懲戒權的規(guī)定還未有定論，但走到這一步，應當看到，這里既有立法關照現實、回應熱點的誠意與努力，也有在矛盾焦點上敢于“切一刀”的勇氣與膽魄。廣東一直樂于也善于嘗試用立法解決復雜問題，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，儲備了足夠的立法工具。專家論證、立法聽證、表決前評估、重點條款單獨表決，這些都可以被納入視野之內。無論“罰站罰跑”入不入法，都應遵循正當程序，經過充分討論，順應主流民意。

法律是文明社會定紛止爭、解決矛盾的最后手段。但教育懲戒是個復雜的綜合命題，不能將解決問題的所有希望都系于立法“一刀切”，寄望“一法解千愁”，這是法律不可承受之重。但不管怎么樣，廣東的嘗試已經引起了社會更多關注、引發(fā)公眾更深層次的討論，這或許比立一部法本身更加重要。